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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市化還能走多遠》演講:戶籍制度影響城市化

    幾天前,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舉行。論壇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芳出席并發表了題為“中國城市化能走多遠”的演講。
     
    以下為致辭全文:
     
    一.導言
     
    在過去的40年里,中國經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長。一個主要國家40年來保持了9.5%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并在2012年之前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應該說,這是人類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而其他國家的情況并非如此。
     
    中國的城市化速度也是這40年來世界上最快的。我查過數據了。橫向而言,160多個國家中大約有4或5個比中國快,但這些國家非常不典型,其中大多數是最不發達國家。可以想象,許多居民只住在城市的貧民窟里,根本沒有沐浴在所謂的“城市之光”中。
     
    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城市化率僅為17.7%,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近幾年來,我國的城市化速度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這是一項令人矚目的成就。今天,中國的城市化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這個高度在國際比較中是什么位置?目前,中國的城市化速度已經放緩。它減速的原因是什么?我們應該慢慢來嗎?我們正處在一個新的階段嗎?前幾天,我在一個論壇上談到城市化問題,一位發言者在他的演講中說,他不同意我的觀點。他說,城市化是分階段的,一定會在一定程度上減緩。讓我們看看58.5%的城市化速度是否應該放緩。如果沒有答案,為何不慢下來呢?中國下一步城市化應進行哪些改革和政策調整?我今天試著回答這些問題。讓我們來回顧一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城市化進程。
     
    孔子說:“四十不困惑”,意思是人們活到四十歲時才懂得。我們在改革開放40年的時候,也要總結經驗,從理論上總結經驗,吸取中國的智慧,總結中國的計劃。雖然我們不把這些計劃強加給其他國家,但總是有許多發展中國家想要學習中國的經驗。此外,我們不能在理論研究上自言自語,而只能根據自己的邏輯進行推理。我們還需要有一定的針對性,試著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中觀察中國經驗,并將中國經驗理論與其他理論進行比較。
     
    有什么有影響的理論可以用中國的經驗來回答?在這里,我選擇了三個有代表性的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對中國的經濟發展發表過任何看法,因為兩個人在看到中國崛起之前就已經死了,但他們的理論對中國研究人員產生了影響,在中國的研究中被廣泛引用。
     
    第一位是哈耶克,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晚年在美國教書。他最著名的一句名言是,我把它概括為“意外結果理論”,也就是說,它是人類行為的結果,而不是事先設計的。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成功的,創造了奇跡,但這不是你的初衷,因為你走了一條你不想走的路,無意中取得了這樣的成就。40年來,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觀察者,我們看到了農民、工人、企業家和各級政府官員在改革中艱難探索,成功與失敗,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今天取得的巨大成就。如果我們認為這個過程是一個意外的結果,我認為至少是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探索者的忽視。
     
    理論上接受這一觀點的人包括一些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比如張武昌教授和科斯教授,他們與王寧合著了一本書,名為“改變中國”(Change China)。王寧認為,中國改革的成功是這一意外結果假說的經典案例。從改革之初起,鄧小平就確定了“三益”原則:我們的改革是否應該進行,如何判斷改革是否成功,歸根到底是以“三益”來衡量,其中最重要的是能否提高中國的生活水平,這是唯一的最終標準。科學地回顧改革開放進程以及城市化在其中的作用,有利于我們失去所謂的“意想不到的結果論”。
     
    二是所謂的局部障礙理論.前世界銀行(WorldBank)首席經濟學家夏納里(Chanary)的理論并非針對中國。他說,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將面臨許多障礙,但如果抓住并克服幾個主要障礙,無論其他經濟增長的基本條件是否具備,經濟都將能夠實現增長。改革開放20多年后,我加入了一個研究小組,出版了一本很厚的書,在中國翻譯出版。這本書的主編之一是羅斯基。他的出發點是看中國改革和發展的成效,即中國掌握改革中的幾個最重要的因素就足夠了。當時,我沒有完全理解他的意圖,也不太關心他,最近我又和他談了一遍。他說,他是在讀香奈兒的書時,在讀研究生的時候得出這個結論的。他說,這一理論已經從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得到了證實。中國不是一個全面的改革。有些東西已經碰過,很多東西沒有被碰過。但已經觸及的障礙足以刺激經濟增長。
     
    根據這一邏輯,黃亞生教授等學者認為,中國的一些改革是非常成功的。例如,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農村改革是非常成功的,但在那之后,當改革進入城市時,還不夠好。事實證明事實并非如此。只有在我們從農村向全面改革轉變之后,我們才能推進我們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如他們所說,這只是地方改革,就不可能有這樣的成就。因此,筆者認為,這一理論將我國經濟體制本身及其改革進程分離開來,在方法論上也是不正確的。
     
    第三,我稱之為同質經濟。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保羅·克魯格曼教授,他經常來中國。他把中國經濟與新古典主義教材中的增長視為一回事,應該是一個統一的經濟,沒有二元的經濟結構。因此,他沒有認識到中國有劉易斯二元經濟發展,沒有看到剩余勞動力轉移的貢獻,也沒有認識到人口紅利。由于這是一種新古典主義的增長方式,它必然會遇到回報遞減的情況。如果你繼續投資于資本,回報必然會遞減。由于他沒有看到中國經濟增長中的全要素生產率有所提高,判斷中國經濟增長不能持續并不是奇跡。他在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批評亞洲的四小龍,然后轉向批評中國,擔心中國經濟會撞墻,就像一個孩子多年來一直在喊“狼在這里”。然而,它已經證明,至少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按照他的邏輯撞到墻上,我稍后會告訴你們,我們有一個非常特殊的經濟增長來源,比如人口紅利,它可以在一段時間內防止資本收益遞減的現象發生;第二,我們有結構變化和資源再分配,我們也可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中國過去是一個二元經濟,經歷了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發展,而不是克魯格曼假設的是同質經濟。
     
    二.“出口”、“流動”和“進入”視角下的改革和城市化
     
    當我們談到改革時,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對其進行回顧和總結。第一,我們總是要找到一個角度,盡可能地按照更強的邏輯來總結改革進程;第二,我們要把這一改革與中國的城市化結合起來,以便看到后者的重要作用。因此,從這一意圖出發,筆者將改革概括為三種行為,即三個階段、三種形式。第一個是\\“出口”。退出就是退出傳統的制度,同時又退出生產力低下的部門。第二種是“流動性”。當你退出的時候,它就會流動。不是退出,而是企業之間、城鄉之間、部門之間、地區之間,這就是所謂的生產要素流動。第三個是\\“條目”。流用于配置,在流中選擇的新配置應該是更有效的配置。因此,進入是指從低生產率部門畢業后,通過流動性進入生產率更高的部門;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退出舊體制,通過流動性選擇更加面向市場的制度。這一過程一方面提高了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了生產要素的原始存量,提高了生產率,實現了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在這一過程中,資源配置越來越轉向市場機制。在退出、流動和進入的整個過程中,城市化是實現城市化的主要途徑。我想從這些角度簡要描述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城市化進程。
     
    農村改革是推動勞動力退出的第一推動力。40年前的冬天,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18名農民找到了生產隊長。前幾年,他們還要求生產隊長寫一封介紹信,因為村里的人太窮了,每年冬天都不能出去乞討食物,這樣他們就不會被認為對介紹信視而不見。但是這一次,他們去見了制片隊長,說:“你想帶我們去那所房子嗎?”如果你為此坐牢,我們的18個家庭負責撫養你的兒子,直到18歲。他們當場寫下了一份合同,18個農民按下了紅色手印,國家博物館仍然保留著這份合同。雖然這些農民不知道,但當時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奠定了改革的基礎,最終推動了改革長達四十年之久。
     
    1978年對家庭承包制度進行了風險測試,1984年在全國全面推行,隨后廢除了公社制度。從根本上解決了哪些問題?農民作為勞動力是最基本的生產要素之一,但在公社時期,鍋米和平均主義盛行,農民不允許退出。現在他們終于可以辭職了,從現在起,農民將能夠支配和重新配置他們自己的勞動力。過去,從事家庭副業的農民被視為資本主義的尾巴。沒有人會利用你,如果他們想出去工作,而且制作團隊必須把你帶回來。現在農民不僅可以種糧食,還可以從事副業生產,還可以種一些其他經濟作物。后來,從種植業發展到農林畜牧業,以漁業為主,后來鄉鎮企業突飛猛進。農民可以在當地從事非農產業的就業,這樣他們就可以離開土地而不是離開家園。后來,他們開始轉移小城鎮,然后進入中等規模的城市,大城市,從內陸到沿海地區。今天的農民工可以在任何地方生活和工作,這一過程不僅是生產力提高的過程,也是勞動力配置市場化的過程。
     
    可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伴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農業勞動力比重的下降。農業剩余勞動力退出后,經歷了克服流動的制度性障礙的問題。自1990年代以來,我們逐步放寬了對移徙工人流動的限制,最初允許他們長途跋涉,允許他們運輸剩余農產品到國外銷售,第一次允許農民跨區域從事經濟活動。然后,我們允許農民拿口糧(還沒有被廢除)到其他地方工作,這從根本上打破了城鄉流動的界限。
     
    農民流動逐漸擴展到部門、產業、地區、城鄉乃至整個社會的所有制。從微觀層面看,這種流動是農民向高收入就業崗位的選擇,從宏觀層面形成生產力的全面提高,因為更多的資金來源必須是一個更高的生產力部門,所以這種資源的重新配置才真正發生。
     
    還有一些改革繼續消除阻礙勞動力進入的體制障礙。在過去,農民工被稱為“盲目流動”,即所謂的盲目流動人口。雖然你可以流動,但在城里不受歡迎。我們曾經做過一項研究,發現城市經濟是不穩定的。經濟好的時候,城市需要勞動力,所以要寬容農民工,允許企業雇傭一些農民工。然而,如果城市中存在失業問題,首先要做的就是清理農民工。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這類事件的發生成為一種周期性現象。甚至有些城市也會列出工作,規定哪些工作只能由當地注冊勞動力來做,哪些工作可以由沒有戶籍的農民工或外來者來做,即把好的工作和正式的工作留給當地人,外來工人或外來者只能擔任邊緣職位。當時,世界上有一個類似的說法,叫做“3D工作”,只有危險、骯臟和苛刻的工作才被允許給農民工。隨著改革的不斷推進,雖然勞動力市場在今天仍然存在分工,但總體來說,農民工理論上可以進入任何城市、任何地區、任何企業、任何所有制,甚至理論上的任何地位。
     
    從這張地圖上,你也可以看到,大約百分之二十的城市居民人口,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城市居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點五,已經是由農民工組成的。在4億多個城鎮就業人口中,有近40%是農民工,這也是一個重要的變化,甚至是鮮為人知的變化。
     
    三.實現人口紅利的快速增長和城市化
     
    城市化和改革進程是如何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的?通過這一退出、流動和進入的過程,實現了中國良好的人口結構轉變為人口紅利,并將其轉化為經濟增長的動力和速度。我們經歷了40年的改革開放,其中30年,即1980-2010年,正好是人口變化的特殊時期。
     
    如果將人口分為兩部分,增長的部分是15至59歲的工作年齡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就業人口,因此他們更多地發揮生產者的作用,而不是作為消費者。還有15歲以下和60歲以后的非勞動年齡人口,這30年來的變化停滯不前,總量沒有增加。這把剪刀的人口變化意味著什么?這體現在人口結構上的“少食、多生”的特點,使我們的社會負擔很輕,有更多的人可以就業和創造財富。所以在經濟學上,我們也稱這個時期為“人口的機會之窗”。如果這些因素變成經濟增長的動力,就可以稱為人口紅利。
     
    如果你做一個國際比較,這對中國來說是獨一無二的。如果將這一時期,即從1980年到2010年的中國人口變化特征與發達國家整體人口變化特征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人口變化特征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發現,這一時期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是獨特的。其他國家的總體平均情況并不是這樣,沒有一個國家有如此好的人口變化趨勢,所以這是我們獨特的人口機會窗口。
     
    如何將機會之窗變成人口紅利和經濟增長率?當然,要實行改革開放。特別是,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樣,它是通過撤出、流動、作為一個整體進入資源再分配和體制障礙的過程。過去30多年來繼續接近10%的經濟增長,可以按生產要素的供應和生產力的提高加以細分。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人口紅利所提供的大量勞動力的貢獻。這很容易理解。還需要看到的是勞動力質量的貢獻。發展中國家的一個特點是,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總是高于已經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口,新一代的人力資本肯定會比上一代有所改善。因此,當新勞動力不斷涌入勞動力市場時,勞動力存量的人力資本可以快速提高。我們曾經在這個過程中。
     
    至于如何理解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以及資本積累與人口紅利之間的關系,我認為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待。第一,當人口結構呈現剪刀差時,意味著人口的受撫養比在下降,在很低的水平上,整個社會的負擔會很輕,人們可以儲蓄,從而形成一個高儲蓄率。利用儲蓄進行投資會導致高投資率,從而解決了資金來源的問題。同時,由于勞動力供給充足,我們不會過早地遇到資本收益遞減的現象。新古典增長理論假設勞動力是固定的,因此投入更多的資本會導致收益遞減,但我們的勞動力不是固定的,而是無限供給的,因此我們不會過早地遇到資本收益遞減的現象。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白崇恩教授估計,在整個改革期間,中國的投資回報幾乎是世界上最高的。這就是它的來歷。因此,資本積累的貢獻也與人口因素有關。
     
    二是生產力的提高也與人口因素有關。近30年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很大程度上來自于資源的再分配,即大量勞動力由低生產率的農業向高生產率的非農產業轉變,提高了資源配置的效率。為了說明這一點,我用勞動生產率進行了分解計算。
     
    1978年以來,中國勞動生產率增長了17倍。其中,第一產業,即農業勞動生產率的貢獻率為13%,第二產業的貢獻率為32%,第三產業的貢獻率為11%,占56%,而非100%。也有一部分不是來自第一產業,也不是來自第二產業,也不是來自第三產業,而是來自三個產業之間勞動力的流動和再分配。勞動力從農業向二三產業轉移,提高了勞動生產率。這一分配過程對勞動生產率的貢獻率為44%,與各行業貢獻之和基本劃分為世界。事實上,這個過程也是一個城市化的過程,這是我們過去快速增長的基礎。克魯格曼不理解或承認這一過程。雖然他知道劉易斯在經濟理論的歷史上曾經存在過,在他之前曾獲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但他不承認,也不想用劉易斯理論來理解一個雙重經濟發展過程。因此,克魯格曼無法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根源,被困在不斷預測中國經濟增長的源泉的枯竭之中,并已被事實證明是錯誤的。
     
    有利的人口結構帶來了生產要素的充分供給,如勞動力的充分供給,人力資本的快速增長,資本的積累也相對較快,投資回報率也相對較高,資源的再分配可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將這些因素納入描述經濟增長的模型(如生產函數),可以用來預測中國在過去30年左右的潛在增長率約為10%。與實際增長率相比,雖然實際增長率波動較大,但平均增長率為10%。換言之,有利的人口結構或人口紅利使我們實際上能夠實現10%的增長率。這是我們到2010年快速增長的源泉。
     
    四.就業擴展視角下的共享發展與城市化
     
    這樣,我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即勞動力的退出、流動和進入,總結了過去的改革進程,并從另一個特殊的角度解釋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根源,即人口紅利。通過城市化、勞動力轉移和就業擴張,改革實現了人口紅利轉化為經濟增長率。從這個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的經濟增長伴隨著就業的擴大和勞動力的再分配,自然得出了一個自然的結論:中國的經濟增長應該是共同的。雖然收入差距已經擴大了一段時間,但這種擴大與許多國家不同。因為在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中,雖然存在著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但社會各階層的收入卻在不斷增加,只有一些提高得快,有的改善緩慢。如果蛋糕不大,再加上繼續按談判地位重新分配,有權發言的人將得到更大份額,其他部分的收入將絕對惡化。有人說,中國過去的增長是一個共同的增長,可以從三個發展階段或三種總體分布形式來觀察。
     
    第一階段。長期以來,我國有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無論工業發展多么迅速,創造了多少新的就業機會,都可以獲得穩定的勞動力供給,因為農業勞動力的機會成本幾乎為零,因此我們可以不斷地以固定的工資雇用這些被轉移的人。這就是劉易斯模型,它告訴我們真相。在觀察的過程中,我們也在慢慢地改變我們的理解。多年來,我一直在寫文章,與同齡人爭論移民工人的工資是否低,他們是否為美國人工作,以及他們是否獲得了利潤。現在,美國人反過來也以同樣的方式批評我們,說我們的廉價勞動力奪走了他們的工作。但是,如果一開始工資很高,而我們的企業得不到利潤,他們就無法發展和擴大,也就無法創造這些就業機會。將不會有這樣的移徙工人,更不用說更高的工資水平,相反,將進入沒有就業的狀態。農業剩余勞動力意味著部分勞動力僅在農業中沒有創造價值。如果他們在這個時候把它轉移到非農業產業,他們的收入將遠遠超過他們在農業生產中得到的收入。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農民工的數量在不斷擴大,非農就業總收入的增加,本身就提高了農村居民的整體收入水平。這是二元經濟發展時期的劉易斯收入分配模式,也表明了經濟增長具有共同性。
     
    第二階段。2004年,我們遇到了勞動力短缺,當時被稱為農民工短缺。起初我們認為這是一種制度現象和周期性現象,但最后發現這是由于人口結構的變化,沒有那么多的工作年齡的人,當然,勞動力供應不足。自那時以來,勞動力供應沒有恢復原產,一直處于短缺狀態,自2004年以來工資迅速增長。
     
    顧名思義,這就是所謂的劉易斯轉折點。在這個轉折點之后,不是勞動力消失了,而是必須提高工資才能得到他們所需要的工人。農民、農民工、低技能工人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取決于工資水平,因此這些群體的收入在這個時候加快了。如果第一階段是通過提高勞動力的總體參與率來改善收入分配,從而擴大工資總額,那么現在就是通過提高勞動力的工資水平來改善收入分配。這是劉易斯轉折點后勞動力市場作用的結果。
     
    第三階段。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也帶來了一種現象,即隨著勞動力的短缺,工人在市場上的議價地位有所提高。過去,當一個企業要招聘十名工人時,可能有一百多人來應聘,雇主也要作出選擇,有時甚至要請鄉親幫忙談談他們的感受。現在公司想招聘十人,可能只有兩三個人。因此,這兩、三人可以跟雇主談工資和待遇,如果他們對自己的談話不滿意,便不會來,或工作時不滿意,便隨時換工作。這是改善工資和工作條件的基礎。勞動力全面短缺后,政府逐步加大了對勞動力再分配的力度。這一過程包括加快勞動力市場體系的建設,如加快勞動立法。2008年,實施了三項與勞工有關的法律。以及最低工資制度。最低工資調整的頻率越來越短,而且增加的幅度也在增加。此外,政府還在大力改善就業條件,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等。所有這些都進一步改善了收入分配作為一種再分配機制。
     
    隨著時間的推移,一方面由于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再分配政策的增加,收入分配的改善速度明顯加快。所以我在很多年前就預料到庫茲涅茨會有一個轉折點。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這一轉折點的雛形,如2008年以后,無論是城鄉收入差距,還是國民收入基尼系數,都在達到頂峰后開始下降。這是中國二元經濟發展的共享過程,是在勞動力資源再分配和城市化進程中實現的。
     
    5.城市化是否放緩,是否應該減緩?
     
    中國現在的城市化狀況如何?它慢了嗎?城市化在這個階段應該減緩嗎?首先,移徙工人的增長確實放慢了。2017年,離開鄉鎮進城的農民工人數為1.72億人,總體規模巨大,但增速明顯下降。
     
    理由是什么呢?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城市對他們越來越不友好,但這并不是一個整體現象。有人說現在農村條件好了,想回去。我不認為這是準確的,因為農村的生產和生活條件確實在改善,但是農業的收入還遠遠趕不上農民工的收入,也不足以吸引他們回來。此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業份額的下降是一條鐵律。主要原因是沒有那么多人出來,而且在目前的戶籍制度條件下,農民工到了一定的年齡是要退回去的。
     
    每年外出務工人員的主要來源是16名19歲的農村人口。這部分人口包括初中畢業生和輟學者。這部分人口過去一直在增長,2014年達到高峰,此后人數開始下降,呈現負增長。顯然,目前移徙工人增長率的放緩是由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所致。
     
    在過去的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工的成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隨著農民工增長速度的放緩,農民工對城市化和城市人口增長的貢獻率大幅下降,近幾年這一比例下降到很小的水平。目前居民人口的城市化率為58.5%,雖然城市化率似乎還在不斷提高,但如果按實際計算,會發現人口增長率呈逐年下降趨勢。農民工是城市化的主要貢獻者之一。為什么在農民工對城市化的貢獻大幅度減少后,城市化才能繼續增長?
     
    我們利用人口數據對其進行分解,看看城市的新人口在一年內從何而來。首先,16%是自然增長,這意味著城市人口是自己出生的;第二,農民工貢獻26%,只要他們在城市居住6個月以上,統計局將他們定義為城市居民人口;第三,從不同地方遷入或轉移戶口的人只占5%;第四,所謂的戶籍身份變化占53%。這是什么意思?這是因為縣城(區)、鄉鎮改鎮、村委會改居委會,導致很大一部分人口突然從村民身份轉變為居民身份。這些人可能沒有改變就業類型,也沒有離開居住地,而是立即成為公民。
     
    這個周末,我調查了江蘇省南通的農村地區。我去了一個叫“新村”的村莊。所謂“新村”,是指土地基本上被征用,只剩下一小部分耕地,當地企業很大,外來人口也很大,遠遠超過當地人口,所以有三千多名當地村民不外出工作。雖然他們大多從事非農產業,居住在標準建筑中,但這個地方仍被稱為村莊,他們的身份仍然是屬于農村人口的村民。如果按照當前國際城市化的定義,地方政府可以在任何時候將其轉變為城市人口,這就是地方的變化。事實上,他們的職業和生活方式在很久以前就已經發生了變化,他們的注冊方式將不會有新的變化。因此,這部分并不是我們所稱的資源再分配城市化,而是一種認識或口徑變化的現象。真正有意義的城市化應該來自流動人口對改善收入分配和生產力的貢獻。由于人口因素的這一變化,城市化已開始減緩。
     
    當前的城市化放緩應該發生嗎?應該說,中國將很快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目前的城市化率為58.5%,而高收入國家的平均城市化率為84%,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就人均GDP而言,我們已經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國家,而中等和高收入國家的平均城市化率為65%,我們也有很大的不同。此外,我們還可以比較中國和一些相關國家的城市化水平。
     
    這些國家有一些共同的特點,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高于中國。同時,他們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都在12000美元以下,也就是說,這些國家是中等和高收入國家,人均收入高于中國,但還沒有跨過高收入國家的門檻,這些國家是我們在未來幾年必須迎頭趕上的國家。我們希望在未來幾年內跨越高收入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之間的分界線,比如2022年左右,因此這些國家是我們必須追趕的目標。雖然其中一些國家的城市化率低于中國,但這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情況。一般來說,城市化率必然會隨著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與平均水平相比,我們還有10個百分點以上的差距要縮小。因此,我得出的結論是,沒有一個大國或典型經濟體能夠以極低的城市化速度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中國的城市化道路可以有自己的特色,其實我們也有自己的特點,但中國的城市化目標和成果也不應例外。因此,我們應該繼續推進城市化。
     
    六.城市化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點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作出重大判斷,指出中國經濟已從快速增長階段轉變為高質量發展階段。因此,必須加快向高質量發展的轉變。下一步的城市化也應該是高質量的城市化,這是我們實現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最重要的途徑和重點。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把高質量的發展定義為更有效率、更公平、更可持續。我們可以從這三個方面來看城市化如何幫助我們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
     
    第一,更有效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曾提到,要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潛在生產力。這三種要求的比例性和有序性表明,第一,全要素生產率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可持續來源。第二,這兩項生產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資源的重新分配。過去,生產力在各行業之間重新分配,生產力提高了44%,因為我們在農業勞動力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高,農村人口的比例仍然很高,還有下降的空間,即再分配,因此需要更有效的城市化。第三,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實現經濟增長勢頭的轉變,從而提高潛在增長率。
     
    第二,更公平。更公平的來源來自收入分配的改善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平等。第一,只有勞動力市場更加發達,勞動力進一步轉移,就業更加充分,城鄉收入差距才能進一步縮小。第二是更大的再分配,即基本公共服務的平等。自2008年以來,勞動力市場的作用和政府再分配的增加,以及基本公共服務供應的改善,導致了基尼系數的下降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縮小,我們稱之為庫茲涅茨轉折點。庫茲涅茨繪制了一條倒U形曲線,稱收入分配首先隨著經濟發展而增加,然后在達到峰值后下降。我們看到了這個轉折點。雖然我們不認為將來會有下降的趨勢,因為經濟增長、城市化、全球化或技術變革不會自動導致收入分配的改善,但必須有相應的再分配政策支持。城市化不僅有利于通過勞動力市場的整合來改善收入分配,而且有利于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改善和均等化水平的提高。
     
    第三,更可持續。如前所述,我們已經細分了中國經濟增長的來源,直到2010年。2010年以前,經濟增長來源于資本積累的貢獻、勞動力的貢獻、人力資本的貢獻、勞動力轉移的資源再分配貢獻、全要素生產率剩余的貢獻,形成了過去的經濟增長率。到2012年,由于勞動適齡人口達到頂峰的那一年人口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經濟開始放緩,從2011年開始出現負增長,從下降到撫養比率上升。因此,人口變化的類型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對經濟增長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勞動適齡人口負增長的條件下,勞動者數量沒有快速增長。隨著新增加的勞動力減少,人力資本的改善速度減緩。勞動力短缺導致大量資本取代勞動力,導致資本收益遞減,投資回報下降,資本貢獻減弱。企業家們不知道資本收益遞減的規律是什么,但他們明白,只要他們有錢,他們就到處賺錢,但現在每個人都想給我錢,但我找不到一個我能賺錢的領域。由于勞動力轉移速度減慢,資源再配置空間縮小,生產率的增長速度自然會減慢。
     
    可以看出,中國經濟已經到了這個階段,人口紅利已經消失,并且開始遠離二元經濟結構,這種二元經濟結構越來越接近高收入國家的發展階段。經濟增長速度應該逐漸放緩,這在經濟學中被稱為“回歸平均值”。這里的平均值是多少?我們可以假設,世界經濟的平均增長率,比如說3%是平均增長率,也就是說,我們的增長率總有一天會恢復到3%。我們與國際上的悲觀估計不同,我們認為中國經濟在2050年后真正恢復到平均水平之前,有可能保持中高速增長。我們需要做的是,在回歸到平均水平的過程中,盡可能緩慢地減緩潛在增長率,從而盡可能延長保持中等至高速增長所需的時間。
     
    如果我們能通過深化改革來增加勞動力供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比如加快以農民工為核心的城市化進程,那么我們可以預期潛在的增長率會有顯著的提高。我們的模擬顯示,雖然潛在增長率最終會長期下降,但更有力的改革可以減緩這一潛在增長率的下降,并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保持中高速增長。這樣,到2050年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到來的時候,我們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就會更高。在任何情況下,我們的人均收入都會達到高收入國家的標準,但越高越低,情況就不一樣了。因為在高收入國家,有些國家剛剛超過12000美元,而另一些國家則高達8萬美元或9萬美元,這一差距仍然很大。
     
    七.通過促進城市化實現改革紅利
     
    如何通過推進城市化來獲得改革的紅利?應該說,人口紅利永遠消失了,雖然仍有潛力有待挖掘,但我們必須轉向改革紅利。改革紅利意味著什么?也就是說,真正的金銀紅利意味著,通過這些改革,我們可以增加生產要素和生產力的供給,從而提高潛在的增長率,使我們今后的實際增長率盡可能高。高質量的發展要求高質量的城市化。
     
    首先,從退出的角度。例如,過去,農業勞動力通過激勵退出農業,即在實行家庭承包制度后,農民自己決定使用和分配生產要素,生產力和產出突然增加,勞動力過剩顯露出來,農民開始努力賺錢。那么,在這一過程結束后,還有哪些因素可以促進下一步勞動力的退出呢?沒有多少激勵措施,因為他們已經可以自由地分配自己的資源。優化農業生產方式,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是解放農業勞動力的必由之路,退出機制應具有更高的素質跨越式發展。
     
    第二,從流程的角度。目前,農民工可以從農村轉移到小城鎮、中等城市、大城市,甚至部門和所有制之間,也可以進入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就業。但是,有多少農民工實現了垂直流動?他們中有多少人能晉升為一家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還是讓城市戶口像個城市居民一樣生活?這種流動仍然是橫向的,還沒有實現縱向的社會流動。未能實現這一垂直流動意味著資源配置效率仍有很大潛力。
     
    第三,從進入的角度。現在農民工可以進入任何地方,但他們只是外來務工人員或外來務工人員。雖然他們居住在城市,統計上將他們統計為城市居民人口,但他們沒有得到城市居民的戶口,沒有享受到與城市戶籍人口完全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務,不能解決退休后的退休問題,不能解決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問題,不能解決子女的教育問題。因此,他們既不能成為穩定的勞工供應者,也不能成為穩定的消費者群體。因此,有必要促進農民工從農民工向城市居民的轉變。我的同事們還進行了一項分析,即只要農民工獲得城市戶口,他們的消費就可以增加27%,而不會改變就業、收入和所有其他人口特征。由此可見,我國目前的戶籍狀況給農民工帶來了太多的擔憂,使他們不敢正常消費。
     
    有人說,農業勞動力的比重已經降低到很低的水平,這樣就可以了。中國人口多,勞動力總量大。要像美國和日本那樣把農業勞動力比例降到1%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但事實上,我們并沒有看到哪個發達經濟國家,哪個高收入國家,無論人口多還是少,都能成為一個擁有大量農業勞動力的現代國家。據官方統計,中國農業增加值目前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8%,農業勞動力仍占27%。我估計這個數字并不高,但仍約為17%。這意味著,如果同一勞動力生產的增加值太小,其收入就不會接近其他行業。如果農業勞動生產率低,收入比其他產業高,唯一的辦法就是實行保護政策,造成農業扭曲。在市場在資源分配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制度下,農業顯然不能例外。
     
    我們做了一個國際比較。從人均收入水平看,我國農業勞動力比重仍處于很高的水平。更深入的觀察表明,那些人均收入水平高于中國的國家,但仍處于中、高級階段的比較中,這些國家的農業勞動力比重明顯低于中國。我們無法想象中國會是一個例外,所以我們應該繼續減少農業勞動力的比例。我們現在觀察到了一個“生產力趨同的悖論”。改革開放初期,農業勞動力比重超過70%,城市化率超過17%。很明顯,當時農業勞動生產率很低。隨后,加快了城市化進程,促進了農業勞動力的退出、流動和進入,實現了農業勞動力的大規模轉移。農業勞動力比重也急劇下降,目前不到20%,城市化率接近60%。同時,農業現代化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農業機械化發展很快。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大型農業機械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這意味著農業機械化開始節省勞動力。然而,這些因素雖然導致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并沒有導致農業勞動生產率與非農業勞動生產率差距的縮小。
     
    也就是說,有了這么多的變化,我們本可以期望農業勞動生產率得到提高,與第二和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趨同或至少接近,但這種預期的趨同并沒有發生。這個悖論是如何產生的?雖然發生了這么多的變化,但最終發現有兩件事沒有改變,一是制度因素的存在,即戶籍制度的存在,二是各種因素導致農業經營規模沒有發生變化。這兩個因素是分子效應和分母效應。
     
    我們現在有兩種城市化率。一項名為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的指標現在已接近60%。另一個指標是戶籍人口的城市化率,即真正得到城鎮戶口的人口比例仍然只有42%,仍有10個多個百分點的差距,反映了農民工在城市中生活和就業沒有取得戶籍身份的情況。農民工并沒有真正成為公民,所以他們對城市化的貢獻只體現在特定時期和特定地區的勞動力隊伍中,許多城市化的影響都沒有發揮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講,戶籍制度的存在極大地制約了城市化的真正意義,降低了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因此,有必要通過推進農民工的市民化,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解決農民工面臨的問題。
     
    讓我們來看看農業經營的規模。解決三農問題的“三農”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農民收入增長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有一個事實從來沒有改變過,那就是中國農業的平均經營規模。1997年,中國農戶平均擁有耕地0.67公頃,10年或20年前或10年或20年后保持不變。世界銀行將每戶土地不到2公頃的農民定義為小土地所有者,而中國農民的經營規模僅為“小地主”標準的1/3,這與任何類型的國家相比都要小得驚人。例如,中國農民的平均土地面積只有巴基斯坦的1%,印度和日本的一半,法國的1.5%,美國的0.4%,英國和巴西的不到1%。可以說,世界上很少有這么小規模的農業。要實現如此規模的農業現代化,就不可能把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到二級和三級生產水平。因此,城市化進程需要加快,要真正讓農民轉移出去,就必須擴大農業經營規模。我們對農業規模經營的重視不夠,這應該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因此,應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一系列相關政策,通過分母效應和分子效應,解決農業勞動生產率問題,進一步推進新的城市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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