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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的人口流動是當前風險加大的重要原因

    在當前危機時刻,我們應該反思的是,盡快加強戶籍管理體制改革和外來人口市民化進程,解決人口大規模流動帶來的社會問題
     
    武漢引發的全國緊急戰爭最大的挑戰就是這個問題。對于目前最嚴重的城市武漢來說,面臨著兩個不可回避的事實:一是約500萬人離開武漢,其中大部分是農民工;二是春節后返鄉度假、返城的高峰。
     
    由此可見,我國特殊的人口流動是當前風險加大的重要原因。
     
    人口大量流動的風險
     
    我們還應該注意一組數據。武漢市行政人口約1500萬人,常住人口1100萬人,戶籍人口906萬人。這樣,我們將面臨人口、常住人口和戶籍人口三大口徑的人口數據管理。其中,要特別注意人口管理,許多城市的人口管理往往超過常住人口。例如,深圳市戶籍人口約500萬,常住人口1300多萬,所謂管理人口2000多萬。
     
    從以上數據來看,流動的真正壓力很明顯,不是戶籍人口,而是所有流動人口。
     
    一年一度的春節是我國人口流動的高峰期,其規模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在40天左右的人口遷移和流動中,交通基礎設施嚴重短缺的壓力是過去唯一要面對的問題。但如果這一時期發生什么情況,人口大規模流動不僅會給疫區帶來巨大壓力,而且會給全國幾乎所有的城市和農村帶來壓力。
     
    根據武漢市1月26日公布的數據,由于春節和目前的影響,離開武漢的人數超過500萬。這500萬人中,絕大多數屬于春節返鄉的人。他們將回到他們的家鄉,他們的戶籍所在地和父母居住的地方。他們的家鄉遍布全國,由此帶來的社會恐慌也是全國性的。從目前的情況看,也引發了各地的連鎖反應。
     
    人口流動不僅會造成目前這種形式在全國各地的蔓延,也會通過春節后大規模回歸城市而引發新的當前危機。
     
    正是由于大規模流動就業的特點,當前我國防控壓力遠大于其他任何國家。可以理解,在這種情況下,采取各種措施是合理的,采取全國動員的方式,防止目前的蔓延。幸運的是,中國的體制動員是世界上最強的。我們不僅有健全的社會組織和治理體系,而且還利用現有的科技手段,采取最有效的方式進行應急動員。
     
    但是,我們仍然需要看到,面對巨大的人口流動壓力,它也將付出巨大的經濟和社會代價。
     
    到2019年,我國總人口達到14億,其中城鎮戶籍人口僅6億,納入城鎮常住人口統計的農村人口2.8億,其中農民工1.7億。此外,在所謂的管理人口中,由于旅游、探親、旅游等原因的流動人口種類繁多,加上城鎮流動人口8000萬,我國流動人口可能超過3億。
     
    由于目前總動員覆蓋面廣,這次造成的經濟損失無法計算。一些研究表明它可以達到萬億。
     
    目前,更為嚴重的問題是,大量的中小服務型企業正處于嚴重的危機之中。無論是城市服務業、剛剛處于上升期的旅游業,還是所有相關行業都在經歷近一個月的關閉期,相應的資金和成本壓力都難以承受。此外,各級政府為當前防控所付出的財政成本,包括人力、物力等資源的支出,也將是一個巨大的數字。而且,目前的延期可能會對國際經濟交流和貿易產生影響,也是可能面臨的重要風險。
     
    雖然我們有能力在最短的時間內調動國力,克服目前的狀況,但我們將面臨的經濟和社會代價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還有許多未知的問題。比如,春節過后,這些大規模流動的員工會對城市產生什么樣的影響?是否會采取更多措施,防范當前農民工回流城市就業可能帶來的風險?畢竟,北京可能有近800萬人返城,上海估計有900多萬人,深圳近1000萬人,廣東省有2000多萬人,全國有1億多人返城。我們將為此付出多少人力、物力和資金?
     
    我們需要反思人口流動最廣泛過程中產生的負面壓力。同時,我們是否也應該反思,近年來在控制人口流動壓力的過程中,有哪些制度性障礙沒有被打破,使我們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經濟和社會代價。
     
    是時候反思一下城市落戶政策了
     
    中國是世界上流動就業規模最大的國家。當然,一方面是基于我國人口眾多,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戶籍管理體制改革嚴重滯后,導致了人口就業和定居的兩棲行為。每年人口流動放大的最典型例子是春節。
     
    長期以來,我國一直享受著所謂的人口紅利,即利用流動人口的就業優勢,限制或控制流動人口在落戶的定居,減輕地方政府公共服務財政支出的壓力。雖然中央政府近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希望人口較多的城市能夠放開或放寬對落戶的限制,但由于種種利益原因,不僅在大城市,在小城鎮也難以實施。
     
    可以說,如果我們不遇到這樣一個重大的潮流,我們可能不會期望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這將給當前的財政支出和未來的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風險和負擔。經歷了17年的非典和武漢的現狀,我們是否需要反思如何通過相關的改革政策,從根本上加強城市治理,避免一個城市的問題引發全國大面積的連鎖反應?防止地方危機或人口流動引發的國家危機?
     
    所謂“出來混,畢竟是回來的”。由于各種利益和體制原因,人口流入地區不愿實施戶籍管理制度改革政策。對于人口流入地區,如果能從農民工市民化和放寬落戶限制的角度對流動就業人口進行安置,即使目前已經發生,也將從根本上降低大規模人口遷移帶來的社會風險。
     
    我們要看到,如果不反思中央長期以來強調的戶籍管理制度改革政策的落實情況,或者站在地區利益的高度抵制各種負面影響,那么這種類似于當前的社會危機遲早會發生。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將超過盡快實施戶籍改革和市民化政策所需承擔的成本。這不僅是一個城市和地區問題,也是一個國家問題。
     
    在危機時刻,我們應該反思的不是如何治療頭痛和腳痛,同時,如何盡快吸取當前大規模的經驗教訓,加強戶籍管理體制改革和外來人口市民化進程,解決大規模人口遷移帶來的社會問題。只有穩定和縮小人口流動規模,才能大大降低當前和危機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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